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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报

作者: 乐天堂娱乐平台|来源: http://www.qichediandu.com|栏目:fun88乐天堂,|    日期:2018-10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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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封建制的眼光看,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,宋代则走向衰落;以经济繁荣的角度看,宋代的经济实力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为最。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从自给自足到市场交换的形态变化,宋代的财政税收制度也就具有了转型时期的特点。

  财政与税收的概念区分,是现代人的发明。一般的说法是,财政与税收在一个国家岁入中的比例,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程度。税收所占财政岁入的比例越高,税收法定原则遵守得越充分,这个国家民主和法治的程度就越高;对财产的税收依赖超过对土地赋税的依赖,这个国家就具有了现代社会的特征。宋代古人当然想不到这些,但是有一点,宋人是清楚的,要解决宋代“冗官、冗兵和冗费”的问题,财力丰盈必须得到保证,因此,宋神宗喊出了“政事之先,理财为急”的口号,他所倚重的王安石以及积极支持的熙宁变法,都与扩大财政来源相关。

  宋代立国时的财政税收制度,“无以大异于前世”。财政税制既有唐代两税法的影子,同时又回归了封建财政依赖于土地的传统。财政大体上分为两类,一类为“动关民生”的农田、方田、赋税、布帛、和籴、漕运、屯田、常平义仓、课役和振恤,另一类为“有系国体”的会计、铜铁钱、会子、盐茶酒、坑冶、矾、商税、市易、均输和互市舶法。以现代财政与税收分离的眼光看,宋代区别于前世的特色税收涉及到田租、力役和商税。

  基于土地和户籍的赋税之中,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,其类有五:一为公田之赋,二为民田之赋,三为城郭之赋(宅税和地税),四为丁口之赋,五为杂变之赋。岁赋之物则有四类:谷、帛、金铁和物产。其中,谷类按照品质包括粟、稻、麦、黍、穄、菽和杂;帛包括罗、绫、绢、纱、絁、绸、杂折、丝缐、绵和布葛;金铁包括金、银、铁镴和铜铁钱;物产包括六畜、齿革翎毛、茶盐、竹木麻草刍莱、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和杂物。

  征收管理方面,各县造税籍,其中包括一县的户数、税种和税物,送州以校定加印,藏于长吏厅,并提供一份给县之令佐。输税有两季,定税籍有二次,夏税籍始于正月一日,秋税籍于四月一日,限定四十五日完成。各州每年上奏户籍名册,记载丁口,男夫二十为丁,六十为老。

  宋初的时候,为改正晚唐和五代苛税的状况,“每以恤民为先务”,遇到水旱凶歉之年,官府常有减免。在这个方面,宋代与前世的税法措施并无差异。不同的是,其一,宋代屯田数量增加,开发新土地免税是避税常用的手段;其二,宋代人口剧增,富余的人口离开土地谋生多为常见,离开土地就意味着免除了田租;第三,宋代商业蓬勃发展,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越来越少;第四,宋代不再强力禁止土地兼并和买卖,因此圳亩转易和丁口隐漏的情况多有发生。所有这些,都使得宋代的财政收入对土地的依赖减少,土地“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”,“二十而税一者有之,三十而税一者有之”。在此情况下,一个方面,“聚敛之臣,于租税之外,巧取百端”,结果是“县吏厚敛里胥以赂州之吏,里胥复率于民,民甚苦之”。另外一个方面,官府将财政收入的来源,从土地转向了商业性质的活动,其中有城市里的“商税”,对外贸易的“互市舶”,以及官办商业的“市易”。这也印证了史学家们常说的,宋代商品经济发达,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。

  古代社会的徭役和现代社会延续的兵役,都是无偿征用的带有财政税收性质的行为。宋代在力役方面的独特之处,是富裕户家丁到官府免费当差的现象。北宋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旷日持久的权力争斗,其中就包含了王安石“雇役”与司马光“差役”的存废与交替之争。“雇役”的含义是“以钱雇佣人力以代替亲身服役”,史学家们称是宋代南方经济发展后的成就,“差役”是指禁止以金钱替代力役,史学家们称是宋代北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惯习。

  依宋代役法,官差内容广泛,其一,“里正、户长、乡书手课督赋税”,其二,“耆长、弓手、壮丁逐捕盗贼”,其三,“承符、人力、手力、散从官给使令”,另外,还有县曹司及押录,州曹司及孔目官,下至“杂职、虞候、拣、掏”等。力役的分派,“各以乡户等第定差”,民户分五等,三等以上才有义务当差,“役人皆上等户为之,其下等、单丁、女户及品官、僧道,本来无役”。

  富家子无偿到官府当差,是特权,抑或是苦差?今史家论者观点差异颇大,不过,宋史所载当差者多有抱怨,毕竟,义务当差会耽误农时。神宗时的三司使韩绛,曾对皇上提到过极端的例子。他说,京东有一户,家里二个儿子依法要到衙前为役。父亲对儿子们说:“吾当求死,使汝曹免于冻馁”,于是自缢而死,以免儿子的力役。于是,神宗采王安石的建议,“罢差役法,使民出钱募役”。这便是“雇役”的由来,“其人不愿身自供役,许择可任者雇代”,“熙宁役法行,乃听民增直以售,取其价给衙前”。

  如前所述,王安石变法,目的是扩大官府财政。差役改雇役,富户出“免役钱”,穷户则要加“助役钱”。结果是“赋敛愈重”,“富室差得自宽,贫者困穷日甚”。到哲宗的时候,司马光“以王安石雇役之害”,恢复了差役。“雇役”与“差役”的反复变换,带来了政策执行上的混乱,苏辙上书道,“自罢差役仅二十年,吏民皆未习惯”,且差役“其害相半于雇役”。他说,“役法关涉众事,根芽盘错”,“忽遽便行,恐既行之后,别生诸弊”。

  王安石变法,今人多有褒奖,认定他为改革的先锋。然而,以正史《宋史》角度来说,他毕竟离经叛道,于是有“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……民始罹其害矣”的评价。不过,以金钱取代力役,以货币取代实物,毕竟顺应了商业社会税法进化的一般规律。

  将“商税”单列一条,在《食货志》中专门记载,应该以《宋史》为先。在宋代,州县和关镇大多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商税。商税分两种,一为“过税”,这是对“行者赍货”所课的税种,税率为2%,二为“住税”,这是对“居者市鬻”所课税种,税率为3%。课税的对象,并无定制。一般地,官方要把常税的名称物件列举公示,书写于木版,悬置于官署的墙壁。

  宋初的时候,商税的征收是平和的,孟德斯鸠赞誉“中国不打开非商人的货包”应该出自宋初的法律:“行旅赍装,非有货币当算者,无得发箧搜索”。小商贩摆摊交易生活用品和药品,不得课税。仁宗曾说,“货泉之利,欲流天下通有无,何可算也?”并诏告天下税务,不得随便污坏商人物帛。南宋的时候,虽然皇帝间或诏告放宽商税,无奈财政压力和官员贪婪,禁止不了对商人的横征暴敛。光宗和宁宗以降,“屡与放免商税”,但是,“贪吏并缘,苛取百出”。具体地,其一,私设税场,对百姓生活用品的交易比如缗钱、斗米、束薪、菜茹等都予以课税,其二,凭空敛税,把食米当作酒米,把衣服当作布帛,然后课税,以至于“虚市有税,空舟有税”;其三,利用权力欺压百姓,“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”,“空身行旅,亦白取百金”。甚者拦截路人,分其货囊,使行者“倒囊而归”。最后导致征税官与百姓“相刃相劘,不啻仇敌”。

  商税之中,值得提及的是“津渡”税和“格纳”税,前者为渡河税,后者为货船税。依宋法,商业摆渡要征收赋税,法有定数,史书有“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”的记载,但是,“居民避水所过津渡”,不得收税。到南宋的时候,公吏豪民垄断了津渡,随意税费则不可避免。“吏卒苛取以充课。徒手者犹惮往来,而车檐牛马几不敢行”,严重的时候,“扼之中流,以邀索钱物”。神宗的时候,海南按照货船的丈尺大小收税,称为格纳。出现的问题是,来自发达地区如泉、福、两浙、湖广的货船,所载多为金银物帛,价值万余缗,而来自不发达地区如高州和化州的货船,所载多为米包、瓦器和牛畜,价值才百十缗。因均以货船丈尺收税,导致高化商人不至,海南牛米短缺。海南地方官上奏建议以“物贵贱多寡计税”,皇帝准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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